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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文博系统专业人员青铜器鉴定培训班的通知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关于举办2018年全国文博系统专业人员青铜器鉴定培训班的通知办人函〔2018〕79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文化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物局，各直属单位：为提高相关专业人员文物鉴定能力与水平，加强文博行业人才队伍建设，我局委托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于近期举办“2018年全国文博系统专业人员青铜器鉴定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培训时间和地点时间2018年9月11日—9月20日，9月11日报到，9月20日疏散。地点上海宝丰联大酒店（虹口区纪念路301号，临近地铁3号线江湾路站及公交逸仙路纪念路站）招生条件（一）各国有博物馆、各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各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机构的专业人员。（二）从事青铜器保管、鉴定、研究或相关工作5年以上。（三）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四）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五）每省限报2-3人，择优录取。培训方式和内容通过课堂讲授、实物鉴别等多种教学方式，使学员掌握中国青铜器发展的总体脉络，熟悉不同器型的风格特点，进一步掌握青铜器材质、工艺、器型及作伪与辨别的方法。相关费用培训期间的食宿及培训费用由我局承担，学员往返交通费自理。报名和录取（一）报名：报名人员须于8月22日17:00前登录全国文博网络学院（网址：http://edu.sach.gov.cn），在“文件资料”专栏中下载《学员使用手册》，按照《学员使用手册》，注册个人信息并报名；请“金鼎工程”联络员于8月29日17:00前，完成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网络报名学员的审核推荐工作，如有问题可拨打网络报名技术服务电话：010-84849825，联系人：刘鹏。（二）录取：9月4日前，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将通知录取学员（网络报名学员可随时在全国文博网络学院查询录取状态）。录取学员9月11日报到时将一张本人2寸彩色证件照片交至培训工作组，以供制作“培训证书”使用。联系方式联系人：韩若轩电 话：010-84849890 18612929082传 真：010-84849800特此通知。国家文物局办公室201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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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凌云：丝缕玉衣，一件独特的西汉玉衣
提到汉代的玉衣，大家耳熟能详的都是三个等级的玉衣：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但是，同样是在汉代，却有一件玉衣与这些玉衣都不一样，是玉衣界的另类，这就是丝缕玉衣。丝缕玉衣发现于西汉南越王墓，是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做成。这件玉衣是怎么样被发现的？为什么会如此与众不同？它有着怎样的历史内涵？我们采访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长吴凌云，请他为我们做介绍。吴凌云丝缕玉衣的发现1983年6月，广东省政府基建部门正在风景秀美的越秀山西侧名为象岗的小山岗上作业，原本近50米高的山体经过3年的施工已经削掉了17米。突然，挖墙基的工人们发现了一块块平整的石板，从石板之间的缝隙窥探下去似乎是一座地下建筑。闻讯赶来的专家经过三天的勘察并冒险探墓之后，初步得出结论：这是一座西汉南越国时期的王侯级大墓。7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广东省博物馆联合组成“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麦英豪任队长，8月25日，发掘正式开始。经过43天的发掘，共出土1000多件（套）珍贵文物，震惊世人。考古发掘现场照片这座墓的主人为赵眜。据《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南越国创建者赵佗曾是秦始皇平定岭南的一员战将，后任南海郡龙川县县令。秦朝灭亡后，公元前204年，赵佗发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建立了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南越国自赵佗起，共经历5世93年。赵眜为第二代南越王。在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文物尤为引人注目，这就是丝缕玉衣。这件玉衣是考古队员在清理主棺的时候发现的。“刚开始只是发现了成片的玉片，后来经过进一步的发掘，发现这些玉片全部是用丝线编缀，制成玉衣穿在墓主人的身上。因为经过了2000多年，丝线全部都朽烂了，墓主人也尸骨不存，因此玉片都散落在了地上。”吴凌云介绍到。考古现场发现的丝缕玉衣丝缕玉衣的发现给清理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难题。“玉片都散落在地上，如果一片一片的提取，很容易造成混乱。后来考古专家把整个玉衣用石膏固定，转移到室内进行科学清理、记录，进行有效的编号。用了三年时间，丝缕玉衣的修复工作终于完成。”丝缕玉衣丝缕玉衣的历史面貌这件玉衣，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做成。分为：头套、上身衣、袖套、手套、裤筒和鞋六部分。其中，头套、手套、鞋的制作比较精美，躯干部分的制作相对粗糙。“可能是墓主人死时比较仓促，完整玉衣还没有制作出来，躯干部分赶工的结果。”吴凌云推测道。丝缕玉衣局部玉料的来源相对复杂。“由于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起玉料谱系，因此没有相关资料与玉料进行对比。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些检查，发现玉衣有部分玉可能是本地玉，具体来讲可能是韶关曲江玉；也有部分可能是中原的玉；此外还发现部分玉片是玉器制作的下脚料磨制而成，还有一些则是玉器破碎之后，再对玉器碎片进行二次加工制成玉衣的玉片。”玉衣表面的红色丝织物也是按照原来的形制复制的。吴凌云说道“玉衣在被发现之后，丝织物都腐烂了，我们在碎片中发现玉衣原先是使用红色的丝织物进行连接，因此我们复原也是用红色的丝线。”玉衣细部副本此外，吴凌云还为我们介绍了南越王玉衣殓葬的过程。“汉代对玉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南越王死后赤身裸体入葬，然后在尸体的胸部背部都垫了大玉璧，再用玉衣把尸体包起来，在玉衣上下再压垫玉璧，实际上是里三层外三层的贴玉裹玉。因为汉代人认为玉在其身可以使尸体不朽。这也反映了南越国统治者的崇玉观念和厚葬习俗。”玉衣头罩顶部的玉璧丝缕玉衣是玉衣制度的独特组成在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玉器就被赋予了礼制方面的属性。人们用玉器祭祀天地、祖先、死者。到了汉代玉衣制度出现，这种情况达到了高峰。玉衣制度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演变。商周时期的玉覆面以及一些缝缀于衣服上的玉器被认为是汉代玉衣的早期形制，晋侯墓地、虢国墓地都发现了复杂、完善的玉组佩、玉覆面。但是将尸体用玉完整包裹起来是在汉代才开始的。谈到丝缕玉衣发现的意义，吴凌云认为应该回到墓主人的身份上来考虑这个问题。“首先，墓主人是第二代南越国国王赵眜，他下葬的年代比大名鼎鼎的中山靖王刘胜的下葬年代还早15年左右。其次是他的身份可考，更重要的是它出土在最为边远的岭南地区。 第三是墓主人是汉代有名的异姓诸侯王，而刘胜也好，徐州狮子山的楚王也好，都是刘氏皇族的人。”因此，吴凌云认为玉衣出土在岭南，反映的第一点就是整个玉衣的殓葬礼制，已经遍及到汉代的大江南北；第二点就是玉衣很有可能是南越王自己制作的，它与中原的玉衣从材质上是有不同的，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夫人所用的玉衣是用金缕的，有些地方也发现了银缕的，铜缕的玉衣。按照汉代记载，当时分为金缕、银缕、铜缕，而用丝线编缀的玉衣在国内当时是没有被发现的，是我国目前发现唯一一件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为玉衣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此外他还提到，汉代玉衣制度并不完全统一，更看重的是寓意，而非材质。如按照汉代礼制，诸侯王不应该使用金缕，但是考古发现不少诸侯王玉衣用黄金作为编缀物的情况。近些年来，丝缕玉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多次外出展览，去过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国。谈到未来的展览计划，吴凌云说道，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承是一刻也不能停止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一直都在积极向外推送这件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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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
在郑振铎、王冶秋两位前辈之后，人们称辰生同志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他当之无愧。——金冲及（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中国文物保护事业之中流砥柱，六旬甲子如一日，不畏艰辛，老而弥坚。——徐苹芳（考古学家）在他和众多专家的一次次呼吁下，一封封上书中，许多文化遗迹、名城街区得以存世保全，传承后代。——单霁翔（故宫博物院院长）内容简介《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为我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的见证者和当事人——谢辰生的口述历史。其中，既有对重要历史事件、重大决策过程的回顾，也有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思考。本书全面记载了谢辰生数十载在我国文物工作关键岗位的亲身经历：在20世纪50年代，起草文化部建议国务院保护北京城墙和西安城墙的报告；在1967年，不顾安危上书中央，执笔起草中共中央保护文物图书的文件；在改革年代，坚持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抵制“以文物养文物”思潮；21世纪以来，面对房地产开发浪潮，在古城存废的历史关头，他更是与“推土机”进行抗争，全力加速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立法进程。作者简介谢辰生，江苏武进人，1922年出生于北京，我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1946年起在上海任郑振铎业务秘书，1949年起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历任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处副处长、研究室主任、秘书长，国家文物局顾问等，1995年离休。是中共十三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的主要执笔人，主编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并在该卷“前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物的定义。2009年，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谢辰生“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授予谢辰生“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姚远，北京大学博士，现任教于南京大学。序金冲及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谢辰生口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这是一个祖国文物守护人本着对祖先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赤子之心倾吐的肺腑之言。我与辰生同志相知相交已超过半个世纪。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期后，我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十年，先后担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彼此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20世纪80年代初，我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这种友谊和交往依然历久弥新。他常在晚上十时半打电话给我，谈的都是文物保护工作中遇到的甘苦，有时十分兴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有时又义愤填膺，对那些破坏文物事件蔓延感到深深的痛心和忧虑。他写给中央领导人的长信常常复印了寄给我，让我分享他的喜怒哀乐。因此，这本书中讲到的不少事，我是熟悉的。他的话从来是非爱憎分明、一针见血，没有那种常见的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地方，而又思维缜密、有理有据，话说在点子上，富有说服力量。这本《谢辰生口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整理得很好。我读的时候，常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对辰生同志，我是衷心尊敬和钦佩的。在郑振铎、王冶秋两位前辈之后，人们称辰生同志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他当之无愧。要承受得起这个称号极不容易，至少需要有几个条件。首先，他必须真正懂得祖国文物的巨大而不可替代的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而且在这方面有着广博而扎实的知识。否则，就不可能有为此献身的强烈使命感，也不可能在提出意见时把话说在点子上，富有说服力。书中讲到“文化大革命”时保护北京建国门观象台的事，我当时就知道。那是为了兴建中国第一条地下铁道——北京地铁一期工程。这条东西向的地铁线正好要穿过建国门观象台底下，施工单位准备把观象台拆掉，也考虑到把台上的古代天文仪器移放到他处保存。修建中国第一条地铁是何等的大事，我国那时的经济力量又十分有限，施工单位又已经考虑到台上古代天文仪器的保存办法，一般人就不便再提什么意见了。辰生同志和罗哲文等三个同志在“文革”那样的混乱时刻却给周恩来总理上书，说这不仅是天文仪器的保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同一个点上有连续数百年的天文记录在全世界只有这一处，如果一移就完了。周总理看后，决定地铁在这里绕道过去，还亲自批了绕道所需的一大笔经费。观象台至今还保存着。书中还讲到一件我当时就知道并且十分钦佩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将故宫午门前的广场作为冬天迎接外国首脑的仪式场所。辰生同志提出这是清代举行献俘大典的场所，不宜用来迎接外国首脑，这会被对方认为是有侮辱性的。文化部主要负责人说：这件事中央书记处已经进行过讨论和同意，不要再提意见了。辰生同志仍单独向中央上书，最后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改变了原有决定。这件事，我当时听了就肃然起敬。会这样做的能有几人？如果没有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和广博知识，是绝不可能做到的。其次，必须对祖国文物的全局情况和国家对文物工作的方针政策十分了解和熟悉。如果只是对祖国文物的某一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可以成为这方面的优秀专家，却难以称作“祖国文物的守护人”。辰生同志亲历了新中国文物工作的全过程，七十多年的岁月中始终处在文物工作的关键岗位上，奔走在文物工作的第一线。新中国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规、第一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至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文物工作的法令条例几乎都是辰生同志参加起草或主要起草的。由他经手处理的保护文物工作的难题更多。辰生同志今年已是95岁高寿。他自己说：“我一辈子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能有这样经历的，今天无第二人。他的丰富经验和深刻识见，是我国文物工作的一笔重要财富。这绝非夸张之词。也许最重要的，他将文物工作，特别是文物保护工作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为了它，他可以丝毫不顾个人的任何利害得失。大约两年前，有一次他刚做完化疗就参加一次会议，我看他会间神情十分疲惫，午饭时一口饭也吃不下。过了半个多月，我打电话去，他说刚从杭州回来，我说你是该休养一下的。他说：“不，我是到杭州郊区去看明清民居。”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年过80后，他写过两首诗，也曾抄了送给我。一首是七绝：“革命何妨与世争，平生从未竞峥嵘。惯迎风暴难偕俗，垂老犹能作壮兵。”一首是七律：“而今垂老尚何求？维护原则敢碰头。污吏奸商榨民脂，精英文痞泛浊流。群邪肆虐犹梼杌，正气驱霾贯斗牛。蒿目层楼忧社稷，坚持信念度春秋。”他忧什么？大概是爱得愈深，就忧得愈切，犹如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现实生活永远在矛盾中发展，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接踵而来。辰生同志在书中痛心地说：“前30年的破坏，可以说主要是由于认识问题，但是在今天，主要是利益问题。”这些直率的话，不能不发人深思。当然我不敢说他说的每句话和做的每件事都对。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到的，除非他不做事和不说话。但他的信念是真诚而执着的，有如他诗中所说：“坚持信念度春秋。”姚远同志做了一件很好的事。这本书忠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辰生同志的所思和所行。还做了详细的按语和注释，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不是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这本书主要不是一般的说理（编者把辰生同志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所撰长编词条《文物》列为本书的附录，是从另一角度所做的重要补充了），它可以说是辰生同志在七十多年漫长岁月中、处于文物工作全面性岗位上摸索和思考的忠实记录。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希望年轻一些的文物工作者，能够在工作之余认真地读一读这本书，一定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在其他地方难以得到的教益。2017年5月6日 时年八十有七目 录序 金冲及第一章 平生只做一件事一 到延安去二 在郑振铎身边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物事业一 文物局草创二 “后勤论”三 “两重两利”方针四 第一次文物普查五 发掘定陵与城墙存废之争第三章 文物法制的初步建立一 “大跃进”的波折二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三 文化部“假整风”四 文物商业的改革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物事业一 上书中央文革小组二 力挽狂澜的中共中央“158号文件”三 周恩来重建“图博口”四 文化组接管风波第五章 从《文物保护法》到“101号文件”一 力保王冶秋二 制定《文物保护法》三 胡耀邦：“我来当起草小组组长”四 国务院“101号文件”的出台第六章 “十六字方针”的形成一 两次西安会议二 反对四种错误倾向三 抢救三峡文物四 《文物保护法》修订的斗争五 坚持文物立法的正确方向第七章 热血丹心护古城一 “我愿以身殉城”二 北京旧城的整体保护三 “文化遗产日”的诞生四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出台记五 南京古城的历史转折六 文物不是“绊脚石”“摇钱树”附录一 文物——《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一 文物的定义二 文物的价值和作用三 文物保护与研究的历史发展概况四 文物的科学研究五 文物保护和管理附录二 谢辰生先生参与制定的重要文物法规文件附录三 谢辰生先生文物著述要目后记一部记录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之书，众多细节生动呈现了新中国文物事业的曲折发展历程。口述者谢辰生从事文物工作七十多年，是新中国文物历史建设与发展的见证者和当事人，也是目前唯一的健在者。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本书对认识新中国的文物保护史、以及在更丰富的视野上理解共和国史都有重要的作用。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谢辰生 口述 姚 远 撰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4月ISBN 9787108061034定价 59.00元文章来源：美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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